“十五五”（2026-2030年）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五年。從建黨百年到踏上新征程，我國將用“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3個五年規劃期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此前，《中國發展改革報》發文解讀稱，中央建議發布后，國務院成立綱要草案起草組，在綱要框架的基礎上，根據中央建議，正式起草綱要草案。

今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的階段性要求，著眼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緊緊圍繞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合理確定目標任務、提出思路舉措。

近段時間以來，浙江、河南、海南、黑龍江、湖南、四川等地密集召開會議，研究部署相關工作，聚焦共同富裕、全國統一大市場、現代化產業體系、新質生產力等關鍵詞，謀劃好“十五五”重大戰略任務、重大改革舉措、重大工程項目。

在此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了未來五年的重要定位——“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

中央的會議提到，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更加彰顯。

在此前國新辦舉行的“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首場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說，經濟總量連續跨越110萬億、120萬億、130萬億，今年預計可以達到140萬億左右；增量預計超過35萬億，“這是什么概念呢？我今年在全國兩會期間，跟大家介紹有關方面的情況，講了相當于再造一個長三角。”

另外，去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規模比“十三五”末增長近50%，增量達到1.2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提高到2.68%，接近OECD國家平均水平。我國科技創新帶動產業不斷向中高端轉型升級，很多領域加快從量變到質變、從中低端到中高端、從追趕者到領跑者轉變。

未來五年，將全面發力。

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到，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必勝信心，積極識變應變求變，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推動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戰略任務取得重大突破。

會議還強調，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

　研判基本方向和重大舉措

　　“十四五”規劃除了謀劃2021—2025年的發展，還對未來15年作了遠景展望。

　　董煜表示，“十四五”將黨的十九大已經明確的目標通過規劃進一步細化時間表和路線圖，充分體現了中國的五年規劃對發展周期和階段、對中期和長期工作的引導，也體現了推動發展的“節奏感”。“黨的二十大又對2035年目標作了進一步的描述，‘十五五’規劃的謀劃制定也應據此作出更新。”

　　發展目標包括定性描述和定量指標。“2035年遠景目標總體上還是以定性描述為主，但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也是比較重要的。”董煜認為，當前需要研究如何銜接2030年的指標和2035年的指標，提出一些帶有階段性安排的量化指標。

　　“‘十四五’規劃綱要沒有設定5年GDP年均增速指標，而是表述為‘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提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我國持續處于有效需求不足的階段，經濟能不能保持一定的增速，是‘十五五’面臨的最核心的挑戰。發展中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鄢一龍建議，“十五五”規劃以擴大內需與新質生產力的整體性躍升相互牽引為主線。

　　擴大內需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2024年以來推出的‘兩重’（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兩新’（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非常精準有效。‘十五五’時期，還需要在擴大內需方面進行更系統的設計。”鄢一龍說。

發展新質生產力，也是關系全局和長遠的大事。2024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主要負責同志在公開場合表示，要發揮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的導向作用，做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部署和任務分解，把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十五五”規劃基本思路的研究重點。在謀劃“十五五”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指標、重大戰略任務、重大改革舉措、重大工程項目時，充分考慮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實踐要求，特別是研究提出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性任務、基礎性工程。

　　重大工程與國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重大政策緊密銜接，投資規模較大，建設周期較長，是推動規劃實施的重要抓手。從“十一五”規劃開始，規劃文本將重大工程放在“專欄”，使有關內容更加一目了然。比如，“十三五”規劃在23個專欄中明確了165項重大工程項目，“十四五”規劃在17個專欄中提出了102項重大工程。

　　“過去連續兩個五年規劃，都特別強調對重大工程項目的跟蹤。”董煜認為，在謀劃“十五五”重大項目過程中，需要和各部門、各地區反復對標對表，并非簡單把各領域的工程列在一起，還需要去做綜合性的平衡，突出優先順序。

　　董煜建議，除了“工程包”，還可以同步研究、推出一批“政策包”，使五年規劃成為中長期重大政策的集合體。“比如，圍繞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有哪些支持性政策；再比如，跟民生緊密相關的領域，醫療、教育、社保等方面的一些政策。這些‘政策包’，可以在‘十五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來，也可以先提出方向性的要求，‘十五五’期間再去出臺具體的政策。”

　與改革任務更加緊密結合

　　從“七五”計劃開始，中國的五年規劃不僅是發展的規劃，也是改革的規劃。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了300多項改革任務，明確到2029年要全部完成。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的落實期和‘十五五’規劃期有四年的重疊期。”董煜認為，“十五五”規劃可能會和重大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進行更緊密的結合。

　　回看黨的十八大以來召開的歷次三中全會：2018年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主要議題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點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部署的改革任務已于2020年全部完成。而整個“十三五”時期（2016—2020年），都在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任務。

　　從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循著改革的邏輯行穩致遠。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沖抵下行因素，把不確定性的困擾最大可能地排除掉，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掌握好可以掌握的確定性和主動權。

　　“十五五”規劃在謀劃過程中，如何體現對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的落實？中國發展改革報社記者注意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而2024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向社會公開征集的“十五五”研究課題中，就有一項是《構建國有和民營企業高質量協同發展新格局研究》。再比如，《決定》提出，要“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優化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研究》，亦在上述“十五五”研究課題之列。

　　五年規劃，既是“國事”，也是“家事”。不少改革任務與規劃目標的交匯處，托起的是億萬百姓穩穩的幸福。

　　以擴大內需戰略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結合為例。曾主持過多個五年規劃綱要編制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認為，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又主要是居民消費不足。而收入又是消費的基礎和前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作出部署，明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對于正在謀劃中的“十五五”規劃，楊偉民建議，將建設民生大國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把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居民消費放在發展更加重要的位置，使消費力的提升同生產力的提高同步。“這既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需要對包括改革在內的方方面面作出整體性部署。”

　　鄢一龍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他特別強調，要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和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增加居民消費的大邏輯是，穩經營主體，從而穩就業、穩收入，進而穩消費。此外，只有解決了老百姓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后顧之憂，才能真正地提振消費。”他還建議，把擴大內需和推進共同富裕結合起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