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這樣一個新倡議是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的，可以說是中國從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以后，提出的第一個最重要對外經濟外交方面的倡議。”2016年3月22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在博鰲亞洲論壇2016年年會中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為亞洲帶來了什么？在林毅夫看來，基礎設施建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為新興經濟體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1979年的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而在1979到2015年的“奇跡式變化”中，中國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9.7%；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2014年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奇跡的秘訣是什么？在林毅夫看來，“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時候，采取的一個非常務實的轉型跟開放戰略；采取了一個務實的、漸進的、雙軌制的改革跟轉型。”同時，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資源、“要致富先修路”等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寶貴經驗。
　　
　　“道路聯通”中的經濟學原理
　　
　　“道路聯通”正是“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首要內容，而基礎設施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完全可以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解釋。林毅夫指出，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最重要的市場思想在于：市場的范圍越寬、分工越細，每個國家、每個地區就能夠更好發揮它的優勢，并以自身的優勢與其他地區去交換，并形成多方的共贏。
　　
　　“這個市場的范圍多寬、多大，決定于交易費用多高。”林毅夫指出，“決定市場交易費用一個最關鍵的就是基礎設施。”就中國經驗而言，基礎設施、道路聯通越完善，中國就可以擴大市場范圍、保證稀缺自然資源的取得，中國有優勢的產品也可以進入到更大的市場。
　　
　　對當前的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基礎設施建設正是最為核心的需求之一。“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有很大的瓶頸，其中之一就是基礎設施非常短缺，以至于很多國家很難把它的優勢發揮出來。”林毅夫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切入點就是基礎設施聯通帶來貿易、人文、文化各方面的溝通、流通，這個倡議對‘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是一個新的機遇。”
　　
　　作為實現經濟奇跡的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存在自身的優勢。林毅夫認為：“首先，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的工程施工能力，目前在世界上應該是最有競爭力的；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材料產業——鋼筋、水泥等也是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對于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所需要的資金，中國有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是條件最充足的。”
　　
　　“一帶一路”國家的歷史機遇：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
　　
　　林毅夫同時指出，“中國還有一個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的條件，中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發展得非常快，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完成了從農業經濟向工業化經濟的轉型，而這個轉型的起點是去發展那些勞動力非常密集的加工產業。”當前，中國已經變成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由于工資的上漲，原來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勞動密加工產業逐漸失掉比較優勢，因此加工產業會轉移到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國家。
　　
　　林毅夫指出，“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可以發現，哪個發展中國家抓住了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這個發展中經濟體就可以取得二十年、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甚至進入到高收入。”歷史證據表明，日本在二戰以后，抓住了美國工資上漲的機遇，所以勞動密集型的紡織等加工業轉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戰后取得快速的發展。60年代日本工資上漲，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逐漸失去比較優勢，則亞洲四條小龍，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抓住那種窗口機遇期，去發展這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同樣取得20、30年的快速發展，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現在是高收入。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剛巧抓住了亞洲四小龍轉移制造業的窗口機遇期，使得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并成為世界工廠。
　　
　　當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機遇正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絕佳窗口期。“這次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規模，比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條小龍規模大得多。”林毅夫從制造業勞動力的規模進行了這一比較：“在60年代日本制造業雇傭人口970萬，80年代韓國整個制造業雇傭的人230萬，我們臺灣雇傭人口是150萬，香港制造雇傭的人100萬，新加坡50萬，這次中國開始轉移的時候，中國整個制造業雇傭的人是1.25億，單單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雇傭的人口有8500萬，這8500萬的就業機將會在未來五年、十年轉移到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國家去。
　　
　　在“一帶一路”沿線，絕大多數的國家的工資水平在中國的一半以上，目前現在一般剛剛初中高中畢業進入到工廠的這些藍領工人的工資，一個月工資600美元以上，所以要是“一帶一路”沿線這些國家能夠抓住這個機會，那么它們可以實現向中國以及亞洲四條小龍或是日本在戰后那么快速發展。
　　
　　“一帶一路”共贏發展中與發達經濟體
　　
　　不過，林毅夫也強調：“要抓住這個機會是有條件的。一方面是政策環境，二是基礎設施的完善。所以我相信‘一帶一路’戰略一方面靠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讓各個國家能夠充分利用國內市場跟國際市場，把它的國內資源跟國際資源聯合在一起，然后抓住中國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的這個轉移，我相信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像中國八十年代以后取得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也可以像日本亞洲四條小龍像戰后一樣取得高速增長，這可以說是對所有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機遇，尤其是對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更大的機遇。”
　　
　　林毅夫同時認為，“這個機遇不僅對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對發達國家也是一個機遇。”林毅夫認為，當前發達國家還沒有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當中真正復蘇起來，現在國際描述發達國家的新名詞就是“新的平庸階段”。“對發達國家來講，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世界其他部分的快速增長，給它提供市場、提供需求，讓它經濟能夠復蘇，‘一帶一路’這個倡議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以及抓住中國產業轉移的這個窗口機遇期占世界人口還是85%的發展中國家，有可能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是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這不僅是中國實現讓中國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的中國夢，這也是一個機會，讓所有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變成發達國家的夢想的機會。”